刘牧（1011－1064年），字先子，号长民。原杭州临安（杭州）人，后因祖父刘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在西安”（王安石《刘君墓志铭》，见《王文公文集》卷九五），故又为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他“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同上）故买书闭门读之，再考而为举首，调任衢州军事推官。后在范促淹、富弼等推举下，曾任兖州（今山东兖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广南西路（今桂林）转运判官、湖北路（今湖北）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等职。刘牧一生治盗贼，平叛乱，政绩显著。宋介石评价他治理馆陶之时说：“若夫行乎仁义，使百里之内咨而嬉，癯而肥，疮而良，匮而昌，兹县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徂徕先生文集》卷十八）他为官极为清廉，“于财物无所顾计”，以至“家贫无以为丧，自棺椁诸物皆荆击士人为具”，但是他才学双全，为当时人所赞颂。《宋元学案称：“先生既优于学，优于才，又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急誉之。”（卷二）学术上曾拜范仲淹为师，致力于实学。在任兖州观察推官时，“又学《春秋》，于孙复与古介为友”，“从学于泰山之间”，属宋代泰山学派，被《宋元学案》列入“泰山学案”中。其易学师承范谔昌，传陈抟河洛之学。《宋元学案》云：“先生又受《易》学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东都事略．儒学传》云：“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宋史．朱震传》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易学渊源师承分明，当来自道家。清朱彝尊《经义考》载其易学著作有：《卦德通论》一卷（《绍兴书目》作《统论》），新注《周易》十一卷（《绍兴书目》作十卷），《周易先儒遗论九事》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读书志》、《绍兴书目》作三卷）。其门人“祕（吴祕）上其书于朝，黎献（黄黎献）序之”（《宋元学案》卷二）。其易注今不传，而《易数钩隐图》保存在《道藏．洞真部．灵图类》。其生平事迹主要见王安石撰写的《墓志铭》、《宋元学案》、《宋史翼》。易学的形成对象数易学乃至整个易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批判玄学易，纠正了易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忽视象数、义多浮华的问题。……其二，通过对易数的阐发和改造，复活了象数易学。刘牧易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刘牧易学属于泰山学派，与当时政治上反对新法，强化封建政权和理学强调道统相一致，故为当时学界所推崇。晁公武云：“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祕献其于朝，优诏奖之。”（《郡斋读书志》卷一）不仅如此，随着理学的发展和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的确立，刘牧的象数易学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而叶昌龄则作《图议》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认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宋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一直到清，关于刘牧之学的研究仍然很盛行，当然主流是持否定态度的，可见刘牧的图书之学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