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憬，史传不载，生平不详。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引其注，并对他的某些注有评论，故知崔氏生活在李氏之前。而其易注又引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知他当生活在孔氏之后，即大约生活在唐朝李鼎祚之前、孔颖达之后。清人马国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过说明：
憬，不详何人，《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俱不载，书亦不传。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节，憬说述及孔疏，知为唐人，在孔颖达后，又鼎祚云：“案崔氏探元，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为其书名。兹据题焉，《集解》于憬论有所驳斥而采取独多。盖其人不墨守辅嗣之注，而于荀、虞、马、郑之学，有所窥见，故遗象者，援据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
崔氏易学，重易象和易数，不墨守王学，为李氏《集解》多引，据今人潘雨庭先生统计，《周易集解》采崔氏易注二百余节，仅次于荀爽易注（荀氏三百余节）（《周易集解纂疏．点校体例》，中华书局，1994年3月）。也就是说，在《周易集解》中，论其集易注的数量，除虞翻和荀爽外，就是崔氏易注。这说明了在孔氏《周易正义》官学统治之下，崔氏易学有独到之处，或“称为新义“，为李氏所推崇。其实他所谓的新义，就是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
崔氏以丰富的易学知识和一个易学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对《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作了新的阐发。他不趋炎附势，不为名利所动，敢于以自己的易学“新义”与官学抗衡，表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高尚的易学情操。具体地说，理论上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纠正王弼“忘象”“忘言”说对《系辞》本意的歪曲。注经方法上，发扬汉人易学传统，凡能用象之处，尽取易象，阐释易辞。他除了取汉人理论之外，更多地运用《易传》取象方法注《易》，既弥补了玄学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汉人夸大易象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