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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知识

发布时间:2024-04-15 作者:青州易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浏览量:18

民俗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俗传统的##,在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的各民族中,都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

  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各个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这就是民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

 

释义

 

  ⑴人民的风俗习惯。清朝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疏》:“民俗既变,然后招商承办……可以渐推渐广,渐续渐远。”

  ⑵民众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等情况。《管子·正世》:“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

  ⑶民众,百姓。宋·毕京《和范希文怀庆朔堂》:“几多民俗熙熙乐,似到老聃台上来。”

 

由来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民俗,正如它的名字,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

  当然,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南方却吃年糕呢?

  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您知道吗?南方的吊角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的保护!

属性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这就是民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

  模式化的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一方面,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分类

 

  确定民俗的范围与分类,是为了建立认识民俗、描述民俗的理论框架。关于民俗的范围与分类,不同的民俗学家由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特定的课题需要,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自然状态的民俗丰富多彩,千头万绪,民俗学产生不久,学者们就尝试提纲挈领地把握它们。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分类有下列两种:一种是纲目式的,按照逻辑以大纲统属细目;一种是平列式的,按照材料的分量定类,不管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英国的班恩女士(C.S.Burne)在 《民俗学手册》中大致是把民俗按精神领域、行为领域、语言领域划分为三大类 。法国的山狄夫在 《民俗学概论》中提出了另一个三分法:

  1. 物质生活:(1)经济之物质 (如食料、衣饰、居屋、运输方法 ),(2)生存之方法( 如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3)盈利与财富 (如劳力之生产、器具、不动产);

  2 精神生活:(1)方言,(2) 民间学识与运用,(3)民间智慧,(4)艺术,(5 )神秘(如民间法术、民间宗教);

  3 社会生活:(1)家族,(2)社团,(3)特别组合(如经济组合、政治组合、运动组合、宗教组合等),秘密组织(政府不知道的团队)

  两个分类是纲目式的,便于突出民俗事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民俗分类框架的系统性。另一种分类是平列式的,如瑞士的霍夫曼一克莱耶(Hoffmann-Krayer)在 《民俗学文献录》中把民俗分为18 类:(1)乡村;(2) 建筑物(房屋、礼拜堂及其他);(3)用具;(4)象征物(如福禄寿象征及其他);(5) 技艺与一般艺术 (如染织、雕刻等);(6) 人民心理现象;(7) 惯习及其原物 (如首饰等);(8) 饮料及食物;(9)惯性(如仪式过程、会社、游戏等);(10) 民族法律;(11)信仰(神话、崇拜等);(12)家庭医药;(13)民间诗歌(如民歌、叙事诗等);(14)民间故事(幻想故事、笑话、传说等);(15)民间戏剧;(16)历法历书等;(17)民间语言(如谜语、谚语、俗语等);(18)名号(如地名、人名、神名、动植物名等)。

  中国民俗学界的两种分类。乌丙安在 《中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

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陶立璠在 《民俗学概论》中则分为这样四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张紫晨在 《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采用平列式方法把中国民俗分为十类:(1)巫术民俗;(2)信仰民俗;(3)服饰、饮食、居住之民俗;(4)建筑民俗;(5)制度民俗;(6)生产民俗;(7)岁时节令民俗; (8)生仪礼民俗;(9)商业贸易民俗;(10)游艺民俗。当代各种地方志性质的民俗志的分类方法有纲目式的,也有平列式的,前者如浙江民俗学会所编《浙江风俗简志》、戴景琥主编 《义马民俗志》, 后者如刘兆元所撰 《海州民俗志》。

  划分民俗的范围和类别的原则总是与民俗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我们把民俗定义为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那么,我们就以民俗事象所归属的生活形态为依据来进行逻辑划分,于是,我们得到三大类八小类的民俗:

  1.物质生活民俗

(1)生产民俗(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方面)

(2)工商业民俗 (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工服务方面)

(3)生活民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

  2.社会生活民俗

(1)社会组织民俗(家族、村落、社区、社团等组织方面)

(2)岁时节日民俗 (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

(3)人生礼俗(诞生、生日、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

  3.精神生活民俗

(1)游艺民俗 (游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方面)

(2)民俗观念(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


研究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逐步恢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是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贬损、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包括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得到了部分恢复和发展,但传统宗教的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要达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是有很困难的,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信教人数、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早已超越了历##的任何时期。当代学校教育发达,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生活优裕,世俗欲望膨胀,信仰宗教的人群在缩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也有例外,譬如,对财神的崇拜,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神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道教宫观有财神殿,有些佛教寺庙内也增设了财神殿;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的财神庙。这不仅体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那些大城市当中,在中西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十分普遍,譬如有人在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调查,发现该村“出现了财神崇拜的兴盛,很多村户(特别是从事餐饮业和扎染的村户)都在正堂摆上了财神像”。 贵州地区的传统傩戏中间也出现了财神赵公明。 这在当地的历##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各地财神信仰都呈现迅速升温的势头。2007年夏天,登泰山,一路所见佛教道教庙宇内都有财神殿。又到杭州登北高峰,山顶有灵顺寺,寺外是财缘阁,卖的香号称“天下##财神香”;山门内弥勒佛塑像金光闪耀,宝座铭文“和气生财”;寺内主殿匾额是“财神真灵”,主供如来佛,左侧却是财神赵公明;左右两殿是文财神殿和武财神殿,文财神殿主位供奉的是范蠡,武财神殿居中的是关公。整个灵顺寺变成了一座财神庙!每年到正月初五子时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接财神燃放鞭炮的轰鸣声铺天盖地,烟火如火树银花,都宣示##财神信仰的繁荣。商家店铺里,摆放或者悬挂财神像已经是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都流行的做法。在北京、广州等城市,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家庭有了财神龛,一年到头香火不断,供奉不辍。财神信仰自宋代肇始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像##这样普遍、深入和多样。


史话

 

  从“三套丛书”到“五种丛书”如果说“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一座巨制广厦,那么##初夯制的地基,则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民族工作者,根据中国科学院1956-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开始投入三套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志》、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编写。原本准备是在调查结束之后,再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和写作。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民委指示在1959年国庆节前编辑出版,为国庆10周年献礼。到1964年,共完成初稿57种,以及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但“文革”使这一工作停止。 1978年,刚刚恢复的##民委为实现民族工作的重转移,把一个恢弘的计划提了出来:对因“文革”而搁置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继续充实、提高、发展,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并将此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为了更好地编辑出版“[2]  ”,全国设了400多个编写组,由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组织1000多人参加编写,32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编辑出版。到1991年10月,“五种丛书”共出版338种401册,总字数超过1亿字。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普遍关注。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得知党中央为自己民族编写了丛书,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五种丛书”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影响,每完成发行一本,都会引起海外的密切关注。 《哈萨克族简史》出版后,德国慕尼黑电台以连播的形式分13次播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者读到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后,组织成立了云南民族研究会;法国一家研究中心见到云南的《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到云南实地调查;《中国少数民族》也被译成5种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